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鄄城东方树的博客

千年古鄄千年风,万里黄河万里情。——题记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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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中国历史] 何以中国?“中国”名号的由来与传承  

2015-03-24 17:59:08|  分类: 文史天地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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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中国历史] 何以中国?“中国”名号的由来与传承

中国名号的起源
学界内认为最早的名号应该起源于甲骨文,殷商卜辞中的“中商”应该是中国的最早起源。

见卜辞“王,贞:于中商乎御方。”“王,贞:受中商年。”
王国维在《说商》一文中称商王都又称大邑商。邑者,《说文解字》称古与国通。商自称中商,即为中国也。胡厚宣在《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》一文中认为“商而称中商者,当即后世中国称谓的起源。”
自商开始自称中国以后,中国的概念,实际上是随着地域随着对象随着时间的不同而不断变化的。

一、指代京师。
《诗经·大雅·民劳》有“惠此中国,以绥四方……惠此京师,以绥四国”的语句,毛诗解释为“中国,京师也。四方,诸夏也”。
孔颖达《五经正义》解释道“中国之文与四方相对,故知中国谓京师,四方谓诸夏。”
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言“夫然后之中国,践天子位焉。”南朝宋裴骃集解中称“帝王所都为中,故曰中国”这是指代京师的含义。
因为京师是中央之都城,是天子所在的地方。


二、指代国中,国都。
《春秋谷梁传》昭公三十年:“中国不存公。”即季孙不让鲁昭公在中国存身。晋范宁注云“中国犹国中也。”这是按照古代的意思,国以城郭为限,住在城中的自称“国人”。


三、指代诸夏国家。
中国可以指代周和诸夏总体。
例如《左传》成公七年:“中国不振旅,蛮夷入而莫之或恤,无吊者也夫。”这里的中国,就是指代整个的周朝诸侯国概念。
有个直接的把诸夏与中国互换的例子。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有冒顿“南与中国为敌国。”而《汉书·匈奴传》则作“南与诸夏为敌国。”可见此时的诸夏与中国,意思是可以互换的。

当中国的概念与诸夏开始等同,实际上就为大一统的中央王朝奠定了基础,即在文化认同上,这一概念圈的诸夏,开始逐渐靠近。

四、指代中原之国。
诸夏虽然都可以称为中国,但是毕竟位置有远近,文化有高低。所以在习惯上,诸夏内部也是有区分的。那些位置近的,文化相对发展较高的,就不承认文化较低,位置偏远的诸夏为中国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了。
如《孟子·梁惠王》说齐宣王就曾经“欲辟土地,朝秦、楚,莅中国而抚四夷。”《孟子·滕文公》“陈良,楚产也,悦周公、仲尼之道,北学于中国。”这里的中国,都是指代的中原国家。
更加明显还有《韩非子·存韩》有“韩居中国,地不能满千里。”而《战国策·秦策》公孙衍曾说“中国为有事于秦……居无几何,五国伐秦。”五国指代齐、宋、韩、赵、魏。那么这些地方,五国就是中国,而相对而言,秦则不是。

而这种位置远近、文化高地是动态的,所以在很多先秦典籍中,我们可以看到有自称蛮夷的诸夏,有吐槽对方为蛮夷的诸夏。——这也是吧友中经常有引用这些语句,来段定这些国家非中国的来源。
但是实际上这样的引用是狭隘的,因为这种称呼是不断变化的,这里的中国,与我们后世的中国,不能等同。而仅仅是相对文化和位置而言的中国与蛮夷。

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卷五中有“其中国者,独晋、卫、鲁、宋、郑、陈、许而已。”至于例如吴越、楚、秦、燕等,都被视为蛮戎了。
《尸子·广泽》有“夫吴越之国以臣妾为殉,中国闻而诽之。”——这里明显吴越就不是中国了。
由于楚国八百年的热播,现在经常看到的吧友引用的是《史记·楚世家》中国君熊渠说的“吾蛮夷也,不与中国之号谥。”春秋初年楚武王也说“我,蛮夷也。”《汉书·五行志》云“中国齐晋,南夷吴楚为强。”明显看到,吴楚都不是中国了。还有秦,《史记·秦本纪》载“秦僻在雍州,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,夷翟遇之。”可见如果吴楚不是中国,秦国也不是中国了。
在此可以引申,如果吧友以后世之中国概念来看这些典籍中的中国之概念,那么很容易把这些国家都排除在我们现在所谓的中国之外,那么,秦朝算什么?外来之王朝?


胡阿祥老师在此指出“把战国七雄都视为中国,是一种相对于四夷的广义的中国范围,他与诸夏的概念相近。把吴越楚秦燕等国排除而特指中原诸国,则是习惯上的侠义的中国范围。”
PS:胡老师对中国的解释,还有王畿和天子直接统治的地方两个概念,此处略过。

总的来说,先秦时期作为地域概念使用的中国,从含义的演变和发生的时间上来说,是成逐渐的时间序列的,即范围越大,出现的时间越晚。从最早的京师发展到后来的诸夏统称,实际上是诸夏国家在民族、地理、文化等方面的不断认同。从这方面来讲,中国的含义,已经可以是一个相对而言的国家国号了。这是诸夏国家共同拥有的地域专称。



春秋诸侯大国简图。
文化概念的中国及其文化意义
《战国策·赵策》中记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有一段对中国的论点:“臣闻之:中国者,聪明知之所居也,万物财用之所聚也,贤圣之所教也。仁之所施也,诗书礼乐之所用也,异敏技艺之所试也,远方之所观赴也,蛮夷之所义行也。王释此,而袭远方之服,变古之教,易古之道,逆人之心,畔学者,离中国,臣愿大王图。”


我们可以看到。这里就有了“中国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”的概念了。

而和我们想象的不同,先秦时期,所谓的中国,如果从地域上来说是中央的话,那么实际上中央也存在着许多的蛮夷。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“戎狄或居于陆浑,东至于卫,侵盗暴虐中国,中国疾之。”
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称“平王之末,周遂陵迟,戎逼诸夏。自陇山以东,及乎伊洛,往往有戎。”可见在中国内部,也到处是蛮夷。如果我们仅仅从地域上来讲中国,那么,这些蛮夷该怎么称呼?

正是因为中国的含义和判断标准的不断变化,以及从文化上,把这些民族逐渐同化,这也是所谓的先秦时期文化上的“中国的初步的型成。”(陈登原《国名疏故》)

达成文化与地理上中国的不断合成与统一,来源于民族的不断同化和观念的转化。即把这些蛮夷同化,并且从观念上,改变狭隘的中国概念,转变为以文化来判断。韩愈在《原道》中就说“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,诸侯用夷礼则夷之,进于中国则中国之。”
——这也是为何先秦以后的两千年,我们能够不断的扩大疆域、汇集不同民族、始终能够保持大一统的中央王朝和文化的不断的来源。

秦汉以后中国概念的流变
秦汉以降,中国实际上就成为了通用的一种名号。
这个时期主要有三大特征。主要是一、文化意义上的加强。二、地域范围的扩大三、作为政治概念使用的“中国”逐渐走向定型。


这里需要谈到的一个是,在与文化概念相联系的中国,在历史上,地域概念的中国有另外一种解释,即认为只有汉族建立的国家王朝才是中国。——元清非中国的最早雏形应该更早,甚至司马光等对于北朝的不认可,也可以作为非中国的雏形。

十六国时期例如匈奴人刘渊最早建国号为汉,自称汉王。“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。”(《晋书·刘元海载记》)
南北朝时期的互相撕逼更加厉害,双方都自认为是中国,南朝斥北朝为索虏,北朝因为居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原,以中国自居,骂南朝为岛夷。这种争端到了隋朝的统一才得以解决。
宋辽金等对峙的时期,实际上辽、金被称为北朝,宋则为南朝,党项的西夏为西朝。元朝修史,同时修宋、辽、金史,并不排斥其他几个非汉族王朝,而是各自以其正统来编纂,以尽量符合原有的事实存在。




非汉族王朝自称中国,大多数是因为占据了中原,后来是以此为中国的合法继承者自居,从文化上逐渐认同中国。随着非汉族政权从经济、文化等方面不断的中国化(或者侠义的说是汉化),这些王朝不仅仅从地域上(因为实际上占有了中原或者一地),还从文化上,也慢慢成为了中国的一份子。
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,现在意义上的中国,已经不是最早狭隘的中国了,因为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演变,现在的中国,不仅仅是汉民族的中国,也是其他民族的中国。换言之,当代之中国的含义,实际上是各民族共有的中国含义了。
不仅如此,我们再回到历史中,那么,无论是地域的中国(有些非汉族王朝占据了中原)还是文化上的中国(有些非汉族王朝的中国化),都包含了汉族和其他民族所建立的王朝。即,所有的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实际上都可以称为中国(地域上的中国),所有以中国化和礼仪以及诸夏之礼仪治国的王朝,在文化上都可以叫中国。

政治概念上的中国及更新

政治概念的中国,就是指作为国家代名词出现使用,这时的中国,比较于之前的文化中国,有了更加的明确性。
追本朔源,明朝可以算作政治上明确称为中国的开始。《明史》中明朝对内对外常自称中国。明史外国传中,中国作为明朝的代名词,与朝鲜、日本等国并称。明清时代,西方而来的西方人,也常常以中国或者中华、中华帝国来称呼中国而不用明朝或者清朝。鸦片战争以后,中国作为国家或者清朝的代名词,使用的更加普遍。


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的中国,也有模糊的矛盾。
例如魏源在《圣武记》中,中国一词就有时候指代整个清朝领土,有时候却仅仅指代内地十八省。

童书业在《中国疆域沿革略》第一篇第六章中指出“以中国内部十八省为中国之错误观念乃明、清时所造成,盖因明时蒙古大部、西藏及新疆、吉林、黑龙江、青海等省不在中国直接统治之下;而云贵之建省,复于是时方确定。故生十八省(明为十五省)为中国之观念。”
而在17世纪以来的西方著作中,也往往将清朝建省的地区称为中国或者中国本部、中国本土,其他地区成为鞑靼、蒙古、新疆(中国突厥)、西藏等等。
到了晚清,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已经明确,中国的地域范围就是指大清主权所达到的范围,但是清朝的正式国号仍然是大清。
在对外交往和正式条约中,清朝之所以乐意接受中国的称号,也是因为中国在传统概念上,是一种美称,是先进文明的中心。
——实际上此时以中国来进行国际交往和履行条约,无论是清朝还是西方,在某种意义上,已经是把中国“等同”于清朝所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了。




1582年明神宗万历年间的明朝疆域
葛剑雄在《普天之下——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》中谈到,所谓历史上的中国,既不应该等同于历代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王朝,当然更不应该与汉族或中原地区画等号。历史上的中国,应该包括我们所明确规定的地域范围内的一切政权与民族。

谭其骧在《中国历史地图集·总编例》中指出: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统一后,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,是几千年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。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,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,他们所建立的政权,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。
——这也是符合现实发展和时代不断变化,在当代所形成的一种符合历史潮流的观念。




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全国行政区划示意图
那么,为何是清朝奠定了我国当代的版图基础呢?这不仅仅因为由于地域的中国多变,文化上的中国范围模糊,或者可以任意选择一个最有利的历史时期。
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这样认为的:现代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性时,而民族的要素是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逐渐形成的。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作为现代民族走向历史舞台,正是在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的传统基础上,与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相联系的——也就是帝国主义的入侵,才促成了中华民族这一体的意识觉醒。

现代民族和现代主权国家,确立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准则。近百年来的许多殖民地都在其以前的疆域内恢复了独立。从这些角度来谈,政治概念上历史中国的范围,则应该就以1840年以前清朝的疆域为准。——陈连开《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与民族》
1840年以前的清朝,是独立的拥有主权的国家,这一疆域的范围,是历史发展的自然形成。
谭其骧认为“清朝在18世纪时形成的这个版图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,拿这个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应该是恰当的。”
——这也是当代中国的概念发展与演变和确立。




1926年的中华民国全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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